他帶來最新科學技術，盡瘁明、清兩朝，卻幾至瘐死獄中。
他逝後葬於，終身未返故國。
中國人傳統上過三大節──五月端午、八月中秋和春節年假。而其中，又以春節最受重視，天涯海角的遊子，不管路途多麼遙遠艱辛，也要趕回家喫團圓的。大陸每年的「」盛況，即為明證。
中國人一直驚嘆我們現行的農曆，是多麼精確，是幾千年來，百姓在勞動耕作中，對地球運轉、和作息有時，所得到的經驗總結。
這個結論是合理的，但不是絕對正確。中國人現行的農曆，是經過歷代的演化，最後在德國傳教士湯若望主持下，由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天文學者，共同編製的。
1592年5月1日，湯若望出生於德國科隆城的一個貴族家庭，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，受洗時父母為他取名Johann Adam。到中國後，根據他德文名的發音，取中國名為「湯若望」，還按當時的中國習慣，取「道未」為字。語出《孟子》的「望道而未見之」，十分貼合一位傳教士的獻身熱忱而又謙遜自守。
湯若望幼年受到良好的教育。中學生活是在會創辦的學校度過，畢業成績出類拔萃，被選送進天主教的高等學府——設在義大利的「德意志學院」。1608年，十六歲的他就離開家到羅馬讀書了。他先學了三年哲學，接著又攻讀神學、天文學和數學。
1611年10月，湯若望加入耶穌會，宣誓終生安貧、貞潔、服從。隨後，搬到羅馬耶穌會的聖‧安德列奧修道院，當一名見習修士，接受嚴格的修士訓練。同時他還進入研究院，學習天文學和數學。修道院裡有大量海外耶穌會士寫給總會的年報、報告和信函。其中關於利瑪竇在中國傳教取得的豐功偉績和他「合儒、補儒終至超儒」的宣教策略，深深打動了湯若望。1613年10月，他進入耶穌會創辦的「羅馬學院」，開始為期四年對神學和數學的研究。1617年，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學業，晉升為。
1618年4月16日，在從中國返歐的耶穌會法國修士金尼閣的帶領下，湯若望和鄧玉函等二十二名傳教士，從葡萄牙的裏斯本啟航東渡。湯若望就此告別了歐洲故土，一生再未返回，充分顯示了一位傳教士的獻身精神。
1619年7月15日，湯若望一行抵達澳門，時值由禮部尚書沈漼發動的「南京教案」平息不久，為了避免風險，傳教士們暫時留在澳門，一方面等待時機，一方面學習中國語言，理解中國文化。
1622年6月，「英荷聯軍」入侵澳門，為耶穌會士布魯諾、羅雅各和湯若望指揮的炮手所擊退。朝中耶穌會士的朋友們如徐光啟等人，借機上奏皇上，力邀傳教士進京幫助朝廷，以挽回明朝頹勢。但傳教士們反對以此為由進京，強調自己一方面不諳軍事武器知識；另方面，此舉亦與他們的信仰不符。對此，著名的宗教家、天文學者和政治人物李之藻勸說道：
當如製衣者之用針，迨線既穿過，布已成衣，針即無用，軍職之銜，不妨以針視之。但使君等能借帝命公然升華，則此後自可放下刀劍，換上筆墨，以著述代從軍，乃可以破迷信而傳真教。
意思就是說：
你們利用這個稱號，就像裁縫用針一樣，針在縫製衣服的時候是有用的，用過之後，就將它擱置一旁不用了。當你們得到皇上的允許，能夠留在京城之後，就可以很容易地將劍放在一旁，而將筆拾起來。
湯若望被說服，輾轉由廣州、江西、浙江等省，於1623年1月25日到達北京。
到了北京，湯若望仿效當年的利瑪竇，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文書籍列好目錄，呈送朝廷。還在住所陳列從歐洲帶來的科學儀器，供官員和學者們參觀。到北京不久，就成功地預測了當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，後來又成功地預測了第二年（1624年）9月的月食。此外，他還採用一種羅馬關於月食的計算方法，計算出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。
1630年（崇禎三年），由於鄧玉函去世，主持修曆的禮部尚書徐光啟急需精通天文學的人才，故上奏皇上，力薦湯若望到欽天監供職，皇帝批准。在欽天監，湯若望譯著曆書，推廣天文學，製作儀器。1631年，徐光啟和同僚首次用望遠鏡觀看了日食。徐氏嘆為觀止，在給皇帝的奏摺中寫道：「若不用此法，止憑目力，則炫躍不真。」除此之外，湯若望還編寫和翻譯了大量書籍，內容大多集中在天文學方面。
湯若望在徐光啟主持下參與測量並繪製了大幅星圖的工作。他們繪製的星圖「突破了中國兩千年的傳統」，「形成了現代中國星象的基礎」。
在徐光啟和湯若望主持下，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工作，欽天監終於在1634年12月完成了卷帙浩繁的《崇禎曆書》，共計46種137卷，為歷朝曆書所未見。
《崇禎曆書》是對中國傳統曆法的重大改革，它的編撰完成，標誌著中國天文學從此納入世界天文學發展的共同軌道。1639年1月6日，崇禎皇帝對湯若望等人的治曆工作十分讚賞，親賜北京南堂耶穌會所御匾一方，上面親書「欽褒天學」四個大字。《熙朝崇正集》卷二載崇禎十一年，國子監祭酒顧錫疇奏謂：「如遠臣湯若望創法立器，妙合天行，今推步前勞已著，講解後效方新，功宜首敘。」
湯若望初入華時，正值明朝內憂外患之際，朝廷明白，滿洲努爾哈赤的勇兵悍將「非火器戰車不可禦之」。1642年（崇禎十五年），湯若望奉旨設廠鑄炮。但他竭力尋找藉口，規避這項使命。他堅持說，為戰爭製造武器與他的身分是不相符的，而且在造炮方面他僅有一點點書本知識，沒有實踐經驗。但是他的申訴沒有被接受，他不得不屈從於皇帝的旨意。湯若望內心十分掙扎和無奈。但就憑著這「一點點書本知識」，他居然能在兩年中鑄造出銅炮二十門。
1644年清兵入北京，攝政王多爾袞下令：「城內居民，限三日內盡行遷居外城，以便旗兵居住。」湯若望因其信仰，泰然處之。為了不讓《崇禎曆書》木刻被毀，他上奏皇上：「臣自大西洋八萬哩航海東來。不婚不宦。以昭事上主，闡揚天主聖教為本。勸人忠君、孝親、貞廉、守法為務……作賓於京，已有年所。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曆法，著有曆書多卷，付工鐫版，尚未完竣，而版片已堆積累累……」，因而懇請「仍居原寓，照舊虔修」。
想不到多爾袞竟然接受了他的請求，第二天便傳諭：「恩准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，各旗兵弁等人，毋許闌入滋擾」。
他多次向新統治者力陳新曆之長，並適時進獻了新製的輿地屏圖和渾天儀、地平晷、望遠鏡等儀器，而且用西洋新法準確預測了1644年（元年）農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，以及初虧、食甚、復圓的時刻，終於說服多爾袞，決定從順治二年開始，將新曆頒行天下。就是現行的「農民曆」，中國的「農曆新年」就是這樣來的。而中國是一農業國家，新曆法對中國的重要意義，自不言可喻。
湯若望在順治年間所受的恩寵與特殊待遇，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更為順利。隨著傳教士人數的增加，活動範圍的擴大，信徒在不斷地發展。1650年（順治七年），清政府賜地在宣武門內原天主堂側重建。湯若望將其建成一座20米高的巴洛克式大教堂，聖堂長八丈，寬四丈四尺，奉「無染原罪聖母」為主保。同時還在西側建神父住宅、天文台、藏書樓和儀器館，四米高的鐵十字架矗立在教堂的頂端。1657年，順治帝御賜《天主堂碑記》並御筆親書「欽崇天道」匾額。順治帝對湯若望的信賴，足以表明湯若望的宣教策略頗有建樹，在古老中華播下了福音的種子。在湯若望時代，教堂在中國已有三十多處，信徒人數已達27萬3780人。
1659年至1665年間，發生所謂「曆獄案」，是由欽天監官楊光先等人發難，矛頭直指湯若望等耶穌會傳教士。楊光先控告湯若望等人有三大罪狀：（一）潛謀造反；（二）邪說惑眾；（三）曆法荒謬。適逢1661年順治病逝，八歲的康熙登基，輔政大臣鼇拜等一直反對西洋學說，敵視傳教士。於是楊光先夥同鼇拜等陷害湯若望等傳教士。1664年（康熙三年）9月26日，清廷會審湯若望及欽天監官員。時湯若望年過古稀，重病在身，久已癱瘓，言語不清，只能由南懷仁代言。同年冬天，鼇拜廢除新曆，逮捕湯若望和南懷仁等傳教士。翌年3月16日，廷議將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及另外七名欽天監官員，皆凌遲處死。按照判決，次年湯若望即應執行。但不久天上出現被古人認為不祥之兆的彗星。緊接著京城又突然發生大地震，「且一連地震三日，人皆露宿，惴惴不安。」皇宮在地震中遭到破壞，而且有宮殿著火。清統治者視其為上天示警，正所謂「天垂象，示吉兇，聖人則之」。不久以後獲孝莊太皇太後懿旨釋放湯若望：「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，禮待極隆，爾等欲置之死地耶？」湯若望因此得以獲釋免死。湯若望曾為孝莊治病，孝莊想來亦願藉此機會答謝他。
湯若望雖被釋放，楊光先還不放過他，自己霸佔了南堂，將湯趕至簡陋的東堂。湯若望在東堂住了他人生最後的十四個月。1666年8月15日（康熙五年七月十五），湯若望病逝，享年75歲。
1669年11月16日，時為康熙八年，皇帝給湯若望平反，發布了對湯若望的祭文：
皇帝諭祭原通政使司通政使，加二級又加一級，掌欽天監印務事，故湯若望之靈曰：鞠躬盡瘁，臣子之芳蹤；恤死報勤，國家之盛典。爾湯若望，來自西域，曉習天文，特畀象曆之司，爰賜「通微教師」之號。遽爾長逝，朕用悼焉。特加因恤，遣官致祭。嗚呼，聿垂不朽之榮，庶享匪躬之報。爾如有知，尚克欽享。
同年12月8日，康熙帝賜地厚葬湯若望於利瑪竇墓旁。利瑪竇墓在北京市西城區「北京市委黨校」綠色庭院中央，有一座小小的，四邊有透花磚牆環繞著，南牆正中有兩扇灰色鐵花欞門，墓園中植幾株青翠的柏樹。
（註：有關利瑪竇詳細事蹟，請參閱《今文觀止》卷1第74頁徐光啟一文。）
順治稱湯若望「爺爺」
據北京西郊行政學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林華介紹說：
順治年幼，對大鬍子外國老頭非常好奇，多次跑到南堂去看他們是如何生活、工作和喫飯的。湯若望對宮裡一些人，包括順治的母親，都有一定的影響。根據資料說，湯若望在宮中也發展了一批教徒，但影響不大，因為中國自己就有著各種各樣的宗教，佛教、道教等，而滿人是信薩滿教的。雖然中國人不信西方的宗教，但很尊重這些傳教士的學識。順治還稱湯若望為「瑪法」，即滿語爺爺之意，並賜給他很多特權，比如可以隨時進入後宮等。
標題：【今文觀止 卷2】張作錦／湯若望，德國傳教士，助中國編製「農民曆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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